在改革开放第8年的12月份，我从河南灵宝调到了镇海工作。

我是12月20日到镇海的，虽然过去了三十二年，我仍清楚地记得那天上午到所在单位报到。其实，报到通知上的日期是1986年12月30日。看到厂里高耸的大烟囱，听到轰隆隆的机声，我觉得崭新的生活开始了。

工作的地方就在甬江边上，朝东望，先入眼帘的是江南的金鸡山，再将眼光移向镇海城关的方向，就见雄伟的招宝山更加逼近。那里的江面宽阔，从甬江出海的船，二十几年里，我无数次看着它的船尾钻进那个弯头。这弯势也真妙，过了那里就面向大海了。从海里来，也是这样，先见了招宝山，忽一转，就好似打开了壮丽山河的画面。春日光景，烟雨蒙蒙，招宝山上一片苍翠，秋高气爽，蓝天白云，可见山上屋宇飞檐。

初到镇海的头几个月，住在集体宿舍里，亦在江边，黄昏时分，开了窗，在一张写字台上喝点酒。对江就是衙前，这地名从小到大再熟不过了。那里是祖母的故乡，她常说：“我是镇海人。”现在想来，那么多年，我只是看着对面的山，对面的村舍，还有江堤上些许的人影，却没到那里去走上一走。

站在江边，我常想，在镇海工作生活，真是不浅的福分。二十几年前，乘轮船回上海过年，在船上遇一个上海人，他是从新疆调到镇海工作的，经过镇海，他不禁感叹，想不到还有这样好的地方，又富又清爽，镇海人很文雅很大气的。

刚到镇海厂里的第二天，午间在食堂，我端了饭菜从一长条桌旁走进去，忽与一位四十多岁的师傅两眼相对，他顿时站起来了，相互握手问好。原来我们都是在上海汽轮机厂工作过的。我刚进厂参加培训的时候，他刚从部队转业，穿了海军军装，住在我们前排的宿舍里，在一条小河的铁桥上经常相遇，却不曾说过话。在镇海可谓“他乡遇故知”了。他姓施，家眷在镇海做小学老师，通过与人对调回到镇海，合家团圆。也是刚来不久，说说上海厂里的事，犹觉世界之小。

当时有个年纪比我小十几岁的小青年，叫阿清，家住城关胜利路，门口就是小菜场。我与他很谈得来。夜里吃好饭，我从虹桥走着去他家看电视。他家是平房，记得有个阿哥一起住着。进了门，有条走道，他家是里间，隔了板壁前面有户人家，夜里传来很苍老的声音，间或干咳声，阿清说，他从前做算命先生的。在他家坐了个把钟头回厂，路上也冷清了，只有电影院旁的人民商场灯光明亮。商场里有个转弯角，三面临街，当年在那里买过一辆海狮牌自行车。

与阿清一起上招宝山喝过茶的。那茶室在山顶，旁边就是寺院大殿。茶资二三角，印着红花的玻璃杯。阿清给我讲着镇海的传说，自己的家事，还有吴公的故事。

我爱坐茶馆的。刚到镇海，在城关闲逛，在镇海电影院后面的一条街上，找到一家茶馆，店主中年人，瘦瘦的，戴副眼镜。我去坐过几回，与店主相谈，他说是广东人，经历坎坷。我问夜间茶馆开门否，他说开的。那时住厂，夜来无事，到了晚上，真的摸黑前去，只见上了板窗，透出微弱的光。我倒很喜欢那里的桌椅环境，就是那种很平民的气息，喝着喝着打个盹。

茶馆的对面，有几条小巷子，多是一些平房。忽有一天，在茶馆外碰到一名五十岁上下的妇女，怎么这样眼熟？上前一招呼，原来是我们河南厂里的同事。她是跟了上海汽轮机厂工作的丈夫去支内的，现在一家都回镇海了。在河南厂里，曾有越剧演唱会，她是主要组织人，听说她从前是镇海越剧团的，平时说话亦是绍兴戏里的那种口音。在镇海相遇，我们都感于家乡怀抱的温暖。

怀念过往，亦包涵着我对这一切的敬与爱。我厂里有一份企业报，里面有个副刊。我写点小文章给宣传部里的朱坚与董英姿，常常受到这两位老师的鼓励，见自己的文字刊于厂报，十分开心。后来，厂里办了一份刊物，有一时期每月一刊，主编朱坚到了编刊的最后一天，总要来电，问过我有无稿件。厂里有个文学协会，初时，石里龙先生任会长，活动很有声色，记得有年元旦前夕，他组织我们会员去老外滩喝茶。有一次朱坚请来《镇海报》的徐志明先生给我们讲通讯采访写作方面的课，讲了一天，最后，他用上海口音的普通话说：“欢迎大家给《镇海报》投稿。”

对我来说，这些都是永不凋谢的岁月。

蔡体霓-刊于2018年12月28日《今日镇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