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宁波潘火桥东头的老屋里住了20多年。2006年老屋被拆了，如果不拆的话，至今整整100年。老屋里有几件旧物，我留着，其中一把铜质的加油壶已超过了100年。

据姑妈说，这把铜油壶是阿爷自己制作的。1918年，阿爷在招商局属下的“新丰轮”上担任某部门的“头脑”。这把油壶后来就从船上带到老屋来了，用来为火油灯添油。铜油壶形状像纸折的仙鹤，油壶嘴铜管纤细稍弯，用一块三角铜板与壶体焊接相连。壶盖如瓶塞，有可旋螺纹，盖顶中间打了一眼气孔。油壶把手如玉环，提握既稳当又美观。我们住在老屋的时候，火油灯当作备用，用这把油壶为火油灯注油，能较好地控制容量。

从铜油壶说开去，提些故乡的往事。祖父在130多年前，从宁波乡下来到上海。后来与同在上海的同族兄弟商议在乡下原来的地基上造一排五间的新屋，这同族兄弟是同属“东头堂前”的自己人。靠前墙门的一家主人，在沪上保险公司管着事；中间一户主人，在沪经商有业绩；我祖父是海员，宁波人称为“撑船人”。中间一户的屋地基隔着我家一间，他们就与祖父、祖母商量，说是否可换一块地基，中间一间可造得大一点，三家以后共用。祖父与祖母当即同意了。于是，我家两间屋靠着后墙门，一排屋前是一片小花园。

我们三家的后代如今都居于上海。记得五六十年前，这两家的后代亦会来我家探望祖父、祖母。1964年夏天，中间一户人家的后代来了七八人，在我家吃过晚饭，天还亮着，于是，在河南南路的梧桐树下，与我们同一辈分的兄弟姐妹合影留念。

100年前，祖父所在的“新丰轮”主要航运于上海与天津之间，但每年其中有一个月往返上海与宁波。当年，房子刚造好，祖父非常开心。我猜想，轮船一到宁波江北岸码头，祖父就会坐着黄包车到新河头，再坐脚划船或沿着塘河石板路去潘火桥。这房子在村中有个名称，叫“东头新屋”，后来就成了通信地址。

40多年前，我从内地调到宁波工作，住在老屋，楼上的“金漆地板”还是很亮的。现在，我手头的几件旧物，都是用棕红色的油漆刷过的。

有一只“米升”，搬离老屋时，我用旧报纸包裹，藏入绿色皮箧中。显然，许多年没有用过这只“米升”量米了。米升是木制品，像一只“果桶”，口径大，往下渐收束，底脚稍高。上下两圈铁箍已锈断，整体呈棕红色，口沿处有褪色，内有米粉积尘。我没有将其洗净，因为觉得它留有上两代长辈在故乡生活的痕迹。抗战期间，祖父、祖母与家人从沪来甬在老屋住过几年。据长辈回忆，当年祖母要从潘火走到宁波城厢去买米，祖母是小脚，又背着米袋，常常艰难往返于塘河路上。“米升”见证了祖辈勤俭持家的岁月。

有一把铜酒壶，看式样、大小似乎也是定制的。提手圆如满月，盖子上的铜圈下压着铜质的花瓣。铜酒壶炖酒热得快，祖父当年常用这把酒壶。

一根用来洗衣的棒槌，质硬又重，刷了暗紫红的油漆，大概是当年新屋建成后，请木匠用打家具剩余的木料定制的。还有一只竹编的小簸箕，亦用紫红油漆涂了一遍。柄是木头做的，拭去灰尘，仍见光泽。

看到家中的这些旧物，好久以前的故乡往事浮上心头。

蔡体霓-刊于2026年9月20日甬派《四明文艺》